徐冲（復旦大學歷史系講師）
提要
本文由考察《隸釋》所載“繁陽令楊君碑”碑陰題名中的“處士功曹”出發，對東漢後期的“處士”與“故吏”問題做了新的探討。可以確認，範曄《後漢書》所著力渲染的對王朝權力採取反動姿態的處士形象，與東漢後期的歷史實態存在相當落差。其時存在大量不應辟命場合故吏身份的擴張現象。即當一位地方士人受到州郡乃至公府長官的辟舉時，即使他拒絕應命，仍然保持處士的生活方式，也將獲致辟舉主體的故吏身份。這是由於來自長官的辟舉可以成為士人聲望的起點。而處士稱號的獲得又來自于士人聲望的累積。看似矛盾的處士與故吏，乃是東漢後期官府長官與地方士人之間所達成的“第二次君臣關係”中的一體之兩面。